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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张广友等人到了六安县三十里铺公社的一个大队，正赶上他们召开群众大会宣讲《六条》。张广友问一名老汉：“这《六条》，哪一条你最高兴？”老汉说：“我都高兴，最高兴的还是养鸡、养鸭、养鹅不受限制了。” 定远县严桥公社一些生产队干部说：“《六条》规定实在好！我们最高兴的是专门写了一条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明确规定了生产队在保证完成上交任务的前提下，有权因地制宜地搞种植，任何人不得干涉。” 《六条》冲破了种种禁区，一和群众见面，就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1978年2月，《人民日报》在一版显著位置以《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为题发表通讯、介绍《六条》。 1978年夏秋之交，安徽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旱，大部分地区八、九个月没有下雨。这场大旱，让不少地方秋季无收，秋种也难以进行。 面对大旱这一严峻形势，安徽省委于9月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万里在会上说：“我们不能眼看着农村大片土地撂荒，那样明年的生活会更加困难。与其抛荒，不如让农民个人耕种，充分发挥各自的潜力，尽量多种保命麦、度灾荒。” 安徽省委经过讨论，果断决定：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都可以借给社员种麦子和油菜，并鼓励社员在不影响水土保持的前提下，开荒多种，谁种谁收，国家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 安徽省委做出“借地度荒”的决定，也是经过激烈争论的。有人认为，借地度荒是不相信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这样调动出来的积极性不是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有人说，为什么借给社员个人能种，集体不能种呢？这是以“借地度荒”为名，搞分田单干，是方向、道路问题。 万里解释说，我们讲的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如果集体有办法耕种，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总的原则是，不管是集体还是个体，只要把可以种麦、种菜的土地都种上就行，种上了就能有收获，总比撂荒好。不管集体还是个体生产的粮食，吃了都解饿，都可以度荒。 安徽省委做出的这一重大的政策性规定，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自救的积极性，各地秋种迅速超额完成了任务，大部分边地也种上了油菜、小麦和蚕豆。据统计，仅这一措施，安徽全省就增加秋种面积1000多万亩。安徽1978年虽然遭遇了严重旱灾，但是第二年夏收之后，形势迅速好转。 安徽省委做出的“借地度荒”的决定，不仅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激发了农民自我解缚的勇气，不少地方由借地转为包地，把全部小麦、油菜包到户去种，由此引发了“包产到户”。 值得注意的是，“包产到户”并不是一蹴而就，中间经历了“联产到组”、“联产到劳”等多种形式。 联产到组，是人民公社生产队的计酬形式，除定额记分、按时记分加评议(当时普遍实行的形式)之外，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实行超产奖励。 联产到劳，即按劳力固定地块，实行包工包产，超产奖励。 “联产到组”、“联产到劳”的典型，史料记载均是最先出现在滁州。时任滁州地委书记的王郁昭被称为“为农业大包干报户口的人”。 王郁昭在自传《往事回眸与思考》一书中，详细记录了这段历史。当时滁州地区出现了新街、魏郢、广大三个典型，在大旱之年实现了大增产。特别是魏郢生产队，全队只有21户、101人，男女整半劳力41人，分成两个组包产到组、联产计酬后，非常接近“包产到户”。 张广友等人前往这几个生产队调研，写出了《灾年创高产 一年大变样——魏郢生产队包产到组的调查》等文章。张广友后来回忆，万里把农业计酬必须紧密联系产量看成是农业改革的根本性问题，为此，万里让张广友把几个典型结合起来，写了一篇《农业计酬必须紧密联系产量》的报道，并请李瑞环把关。万里说：“李瑞环哲学学得好，理论水平高，又是农村出来的，对农业和农民情况比较熟悉，请他看看。” 张广友回忆，李瑞环看了之后，非常赞同和支持，并提出很宝贵的意见。由于当时中央规定有两个不准，即不许分田单干，也不要包产到户。因此，在后来公开见报的稿件中，类似现象一律被称为“包产到组、责任到人”或者“联产计酬、责任到人。” 1979年3月，《联产计酬，责任到人》这个提法第一次上了《人民日报》。 随着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实施“联产到组”、“联产到劳”等举措，有些地方开始实行“包产到户”及“包干到户”。 “包产到户”，即：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坚持统一计划、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的条件下，把耕地农作物和某些畜牧业、养殖业和副业生产任务承包给农户负责，之后先将产量上缴给集体，然后再分配，超产奖励、减产赔偿。 “包干到户”，又称大包干。合同中不规定生产费用限额和产量指标，由承包者自行安排生产活动，产品除向国家交纳农业税、向集体交纳公共提留以外，完全归承包者所有。即“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包干到户”的典型已经为大家熟知，即安徽小岗村。 “包产到户”的典型，则是肥西县的山南镇。 在1978年的这场旱灾中，肥西全县三条主要河流断流，124座中小型水库枯竭。不要说庄稼无法成活，就连山上的一些野草也干死了。 大旱之下，肥西本不算安徽最穷困的地方，日子也过得格外艰难起来。肥西县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被称为“汤大胆”，得知省委允许借地度荒后，汤茂林9月中旬在黄花油厂召开了支部大会，大队党员24人，来了23个。 当时负责作会议记录的权巡友回忆说，会上，汤茂林首先带领大家学习省委“六条”和“借地种保命麦”的决定，号召大家想想办法。大家一致反映：借地是个好办法，但三分地太少了；而且说是借，社员们担心还要往回收，心里总不踏实，大家讨论到凌晨，议出来了一个“四定一奖”办法来，即：定土地，全大队每人包一亩地种麦，半亩种油菜；定工本费，每种一亩地生产队补贴五元，用于买种子、化肥；定产量，麦子每亩上缴队里100公斤，油菜每亩50公斤；定工分，每种一亩地记工分200分；奖惩，超产全奖、减产全赔。 汤茂林说：“我们得做好两种准备，对群众说包，对外就说是借。”这就是“包产到户”。 山南人的创举推动了农村改革进程，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也遭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阻力和非议。1979年5月21日和12月13日，万里两次来到山南小井庄，主持召开了中国农村第一次包产到户座谈会，给予了充分肯定，让广大农民吃了“定心丸”。 不过，由于“包产到户”收了粮食后，还要交产生产队再分配，超产奖励等，比较麻烦。“包干到户”比较简便，在群众中实行起来也方便得多，更容易为农民所接受。所以，后来中央在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大多数地方农民接受的都是“包干到户”。 从“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到“借地度荒”，再到“联产到组”、“联产到劳”、“包产到户”等一系列形式，直至最后形成的“大包干”，安徽的农村改革至此已呈现出具体轮廓。 此后虽经过多次反复及争论，但改革的趋势不可扭转。1980年初，安徽省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包产到户是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这使干部群众期盼已久的包产到户在省内有了“户口”。 1980年9月27日，中央印发文件指出：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1982年1月，中央1号文件进一步肯定包产(干)到组、到户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从此，“大包干”终于从安徽地方“户口”变成了全国“户口”。  万里在安徽期间，以非凡的政治胆识，大力支持、推广的肥西县山南镇“包产到户”和凤阳县小岗村“包干到户”的做法，有力地推动了全省农业管理体制变革，为开辟中国农村改革的崭新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中央给万里总结的五大功绩之一，其余四大功绩分别是： 在北京市工作期间，协助周恩来总理负责国庆10周年献礼工程建设，仅用不到一年时间，就圆满地完成了人民大会堂等北京“十大建筑工程”的建设任务，创造了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 任铁道部部长期间，坚决支持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实行全面整顿、把铁路系统作为整顿突破口的主张，认真贯彻落实整顿的方针，迅速扭转了铁路系统的混乱局面。 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委员长期间，他强调要根据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提出了要把“保证和促进改革”作为人大的首要职责，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作为人大的中心任务。 1992年10月，根据党的十四大重大决策精神和我国改革开放发展进程，万里提出了修改宪法的建议，主张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载入宪法，并且亲自主持宪法修改小组工作，领导起草了宪法修正案草案，1993年3月由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 万里，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万里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追求真理、追求进步、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金寨人民永远怀念他！ （本文依据金寨县档案馆保存的有关文件和记录整理而成，并参考了相关书籍和网络资料。） 作者：金寨县党史县志档案局 胡遵远 知县网受权发布 |
